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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语言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和方法

摘 要: 认知社会语言学结合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两大领域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是语言使用探索中的新领域。作为社会语言的重要变体之一, 网络媒体语言近年来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用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网络媒体语言是全新的视角。本文从该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不足、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网络媒体语言;


  认知社会语言学结合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两大领域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是语言使用探索中的一个新领域。2007年, 在波兰克拉科尔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 认知社会语言学正式被确定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从而充分肯定了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重要性。2010年3月15日至18日, 在科布伦茨朗道大学举办了“第三十四届关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国际劳德研讨会”, 发表了70余篇一般性论文和9篇专题报告。近年来, 关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很多研究探索都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首先, 认知与社会语言学之间可能存在共生关系;其次, 变体学家应更多地参与到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媒体用语是重要的社会语言变体之一, 也一直是很多社会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 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网络媒体语言的研究。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目前,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潜力和可行性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 这一点在Kristiansen和Dirven (2008) 、Geeraerts, Kristiansen和Peirsman (2010) 、Frank, Dirven, Ziemke与Bernardez (2008) 的主要文献中都进行了阐述。社会语言学家对认知语言学提出了多种引导方式, 例如Gries (2006) 和Grondelaers (2008) 关注语言的外部因素 (例如媒介、区域等) , 因此大大提高了对某些语法现象的描述和理解。近年来, 研究重点逐渐转到认知语言学的其他方面, 如Clark (2009) 和Harder (2010) , 其内容暗含了社会语言学理论, 从而证明了相关联的基于用法的概念是频率效应和图示。2010年, D.Geeraerts等语言学家在其主编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一书中正式关注语言内变异。由此, 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转向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所关注, 变异的意义研究成为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国内语言学界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引入和研究的代表作有周红英的《<世界英语变体: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述评》 (2010)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2012) 、《本体论视角下认知语言学方法论及研究方法的发展》 (2015) , 汪亚利的《语言、认知与文化交融下的认知社会语言学新探索》 (2012) , 以及李恒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崛起与反思》 (2014) 等。


  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 网络媒体与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一样, 是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和信息载体。但是,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 又有其特殊性。在语言使用方面, 网络媒体语言以其丰富多变的形式影响了传统媒体语言,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媒体语言的规范和示范功能。在此背景下, 国内语言学界关于网络媒体用语的研究近年来也呈现上升趋势。李宇明 (2017) 认为新媒体与语言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它对于语言科学与技术开拓来说是新地域, 同时还是语言科学与技术施展身手、发展壮大的舞台。其它的研究成果有黄晓飞的《探究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网络新词产生机制》 (2015) 以及吴东英的《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2016) 等。


  二、目前对于网络媒体语言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 虽然国内外对于认知社会语言学和网络媒体的传播效果都有了较深入的研究, 但是, 将认知社会语言学与国内主流网络媒体的语言变异相结合的成果仍然较少。


  其次, 研究视角不够丰富。目前网络媒体用语的研究还主要侧重于某一类媒体语言的研究, 很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其变异以及根源, 因此未能全面反映网络媒体语言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规律。


网络媒体语言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和方法


  再次, 研究者往往只关注其形式, 比如, 仅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来分析语言变体, 未能提出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动因, 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意义”研究。


  三、基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网络媒体语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本质特征结合起来, 便能构建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中, 最主要的包括:基于用法的语言学和语内变异;基于规则的语言概念;语义变异;范畴化与原型;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作用等。将这些概念辐射到网络媒体语言, 便能衍生出本文所述的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


  根据张辉和周红英 (2010) 的归纳, 语义变异和言语变异、认知文化模式研究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研究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三大主要内容。因此, 网络媒体语言研究的核心内容应为考察网络媒体这一特殊语言社区的语义变异和言语变异, 以及探究当代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模式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根据研究对象, 其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 考察网络媒体语言的共性特征。网络媒体语言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与其他媒介环境下的语言相区别的语言变体, 而这种变体自身又是同质的, 表现出只有在网络环境下才可能出现的语言特征。因此, 相关研究应以认知社会语言学和变体研究为理论视角, 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考察网络媒体语言的共性特征, 以寻找原因, 总结规律, 如语言的生成机制和使用规律等


  (2) 在其共性特征之外, 考察不同题材、语言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变异。比如, 运用对比分析法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差异, 考察不同媒介、语言传播者和传播平台之间的个体差异及其原因;考察不同主题的新闻内容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变异, 面对不同受众的语言之间的变异等, 以考察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3) 深入研究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如探讨网络媒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与语言权力之间的关系, 揭示意识形态对网络媒体语言变异和语言发展的驱动作用等, 从而进一步剖析语言对社会实践的干预、影响与制约。


  认知语言学的重要任务包括语义研究和基于用法的语言考察, 而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两大补充表现在“细化现实因素”和“意义主要是社会性意义”。因此用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网络媒体语言需要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基于真实语言使用和自发产出的语料库实证研究。具体方法包括:


  (1) 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法。从小型且焦点明确的主流网络媒体语料库中提取出能够反映内在认知模型的词汇使用模式, 并通过关键词分析以揭示出社会文化变迁情况;


  (2) 语篇 (如新闻语篇) 分析法。该方法有利于研究语言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 以及深度挖掘社会现实是如何塑造文化和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的;


  (3) 社会语用学分析方法。从社会语用角度考察网络媒体用语的语言和社会接受度之间的关系。除语料库外, 还可采用田野调查、话语分析、交际民族志等方法, 以补充相关语料的缺乏, 并控制相关干扰因素, 以保证得出的结果的准确性。


  四、基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网络媒体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两个学科相结合的实质性作用, 就是语言系统的实际使用者和说话者对着这两门学科知识的使用。语言不仅是资源库, 也是日常用语本身的产物, 并以语言使用者的经验为基础。因此, 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网络媒体语言的研究同样对于语言的使用者———网络媒体以及参与者——网络媒体的受众都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 该研究不仅关注网络媒体语言某一方面的研究, 更借助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对网络媒体语言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以深刻揭示其基本规律及其深层次原因。


  其次, 在“互联网+”时代, 用认知社会语言学来考察并总结网络媒体的语言变异对于探究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认知方面的关系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有助于全面剖析语言与社会, 语言与传播, 以及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此外, 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考察网络媒体语言对于语言学、社会学、文化认知等领域都有积极意义:在语言变体研究方面, 以往的社会语言学单纯描述各种变体的结构形式, 而对其产生的动因和影响因素却不多做说明, 而认知社会语言学从语言内部变异的词汇、语义界面扩展至语法和构式层面以及态度和习得方面, 不仅考察语言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还会涉及到语言认识和态度的作用;在认知文化模式方面, 文化图式和范畴在传导文化认知中具有重要地位, 因此本研究视角还应以网络媒体的文化属性为核心, 考察文化模式与语言变异之间的关系;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 主流网络媒体, 尤其是其中的政宣语篇暗含了各种极具文化特色的概念隐喻, 在思维、语言和行为的表达中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 相关研究还应考察语言变异中的显性和隐性概念隐喻。


  总之, 将认知社会语言学用于网络媒体语言研究将不仅考察其共性, 也关注其特性, 力求全面、深入地认识网络媒体的语言变异。


  结论


  网络媒体语言产生的历史较短, 其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而鉴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 其语言的形态、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还有待于语言学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展望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网络媒体语言的研究, 可能会在覆盖范围和研究深度上取得更多的突破。一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发展, 新的用语将不断涌现, 分析这些用语对于语言变体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 将有更多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到该研究中来, 对网络媒体用语的研究也将更加深入。同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论是认知语言学领域还是社会语言学领域, 研究者对于网络媒体语言的认识都将越来越清晰, 对于其生成机制、对于社会文化以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


  参考文献


  [1] Kristiansen G, Dirven R.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language variation, cultural models, social systems[M].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2008.

  [2] Geeraerts D, Kristiansen G, Peirsman Y.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M].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2010.

  [3] Frank R M, Dirven R, Ziemke T, et al.Body, language and mind[M].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2008.

  [4] Gries S T, Stefanowitsch A.Corpora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syntax and lexis[M]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2006.

  [5] Grondelaers S, Speelman D.National variation in the use of“there”:regional and diachronic constraints on cognitive explanations[M].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2008.

  [6] Clark L, Trousdale A G.Exploring the role of token frequency in phonological change:evidence from TH-Fronting in east-central Scotland[J].English Language&Linguistics, 2009, (1) .

  [7] Harder P.Meaning in mind and society:a func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tur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M].Berlin/New York:Mounton de Gruyter, 2010.

  [8]周红英.《世界英语变体: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述评[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0, (9) .

  [9]周红英.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最新进展[J].外国语, 2012, (5) .

  [10]周红英.本体论视角下认知语言学方法论及研究方法的发展[J].外语与翻译, 2015, (2) .

  [11]汪亚利.语言、认知与文化交融下的认知社会语言学新探索[J].外国语言文学, 2012, (3) .

  [12]李恒.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崛起与反思[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4, (10) .

  [13]李宇明.不同媒介的语言特征与网络语言的发展[J].中国广播, 201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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